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tǒng)思想象古老的母親河黃河一樣雖然曲折但一直奔流向前，從未斷流，中國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已深深的浸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里，形成了這個偉大民族的典型性格特點。中華民族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人文發(fā)展史。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朝代如何更迭，但一脈相承的人文精神卻薪火相傳了下來。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文精神的發(fā)展史。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就是從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軒轅帝開始一直到現(xiàn)在形成的文化的總和。這種文化的總和的主旋律就是以人為本和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和宇宙觀，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種文明的辦法，以詩書禮樂來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會。而精神就是指導人文活動的靈魂和中樞。

     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核心就是以人為根本。中國傳統(tǒng)思想認為人是天地化育的產(chǎn)物，在《禮記•中庸》就有：“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的描述。這就是中國人自古雖講究敬天地，但更注重贊化育的主要原因。人文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中國的哲學之源的《周易》一書中，《周易》就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句子，這句話就將人文精神提高到了可以改變天下的高度?！吨芤住分械倪@一句話還指出了“天文”與“人文’的不同之處，在中國文化中天文只是用來觀察時空的變化的，但人文卻可以開化和改變天下。在中國古代，人們往往把寒暑往來、日出日落、風雨雷電、山川沼澤等自然現(xiàn)象歸在天文，而把天地化育的人的所有思想活動和主觀能動性歸在人文，而且中國文化是以人文文化為主的，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為什么說核心是以人為本的原因。而天文卻與人文有著不可區(qū)分的關聯(lián)性，人文精神與天文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自然界許多現(xiàn)象與人文有許多關聯(lián)。這就是人文精神的另一個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原因。中國文化的天文不像西方人將大自然作為一個客觀對象去獨立思考和研究，而是可以用人文去解釋天文，人文可以去影響天文。人文是主體，所以在中國哲學中，人是主體，是萬物的主宰。早在西周時期，中國的典籍里就有“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這樣一種思想。所謂最靈就是最有靈性的，最貴就是最重要的，萬物中間哪一個東西最重要呢，就是人。先秦的儒家思想家荀子曾經(jīng)把天地萬物分成四類，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水火有氣而無生”，就是說水火有氣但是沒有生命，這是一類。“草木有生而無知”，就是說草木雖有生命，但它沒有知識、沒有智慧，這是第二類。第三類是禽獸，所謂“禽獸有知而無義”，就是說禽獸有認知方面的功能，但是它沒有義。這里的“無義”實際上指的是沒有一種禮義，因為在中國古代，講禽獸和人的區(qū)別，主要指禽獸沒有禮義廉恥所確立的倫常關系。所以如果說這個人違背了倫常，那就意味著他是禽獸，甚至禽獸不如。第四類就是人了，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是什么都具備了，既有氣又有生又有義，所以是萬物中最貴重的。荀子在這兒就用比較的方法，從現(xiàn)象上說明了為什么天地萬物中間人是最貴的。不僅如此，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還被認為是直接參與到天地的變化中間去的。天地萬物，如果沒有人參與的話，那么這個天地的萬物也是無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為三，稱為天地人三才。《周易》中的每個卦中六爻，其中上兩爻代表天，下兩爻代表地，中間兩爻就是代表人，把人放在天與地的中間，說明人是天地化育的產(chǎn)物，說明人是萬物最貴最靈者，雖然天地是神圣的，但中國文化之所以敬天和敬地，主要也是為了保護和出于人免受天地的侵害為出發(fā)點的，在天地萬物中間，人居于一個核心的地位，天能生地能養(yǎng)，但是它們不能治。而人呢，由于他是“明分使群”，是一個群體，而且在這個群體中間，有圣人制定的禮來明確不同的分工和身份職位，就能夠發(fā)揮集體的力量，因此人就能夠去支配萬物，治理萬物。這也說明，在天地人這三者中間，人是最具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受人是萬物的主宰文化的影響，雖然中國人也有儒釋道類似宗教的文化信仰，但他們也是為人服務的，中國的文化的出發(fā)點一切都是圍繞人為主體展開的。

     到了唐代，有個大學者叫孔穎達，他十分準確的說出了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本質(zhì)，他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圣人觀察了“人文”，從而以人為本的制定了規(guī)范人的詩書禮樂的典籍來教育天下的眾生，從而使得社會達到一個和諧的狀態(tài)。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主要內(nèi)容

     之所以有以人為本的人文觀，所以中國文化就有重視師教而淡化神權的哲學觀。一般在中國人的祠堂里，供奉的都是一個牌位，這就是天地君親師。這里的天地代表萬物的生命之源，“親”代表的是我們的祖先。而“君”和“師”是教化的根源，這些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這里沒有神，有人因為受了西方宗教觀念的影響，將“天”和“地”解釋為神，這是錯誤的。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概念里，“天”和“地”并不是神。不錯，天地是生養(yǎng)萬物的根本，但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不是神的作用，在中國文化中，那種至高無上的、全知全能的神是沒有的。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說神權可以超過王權的。所以中國人其實骨子里并沒有能超越于自我的神，這也是中國人很難形成向西方人信仰上帝一樣的精神信仰。這也是中國人不相信任何人的根源。

     中國人還強調(diào)人自身的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萬物中是最具有主動性和能動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國文化中，修身是文化的主流，達到慎獨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儒家文化就是圍繞修身來展開的人文教化的典籍。概括地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實際上就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這樣一種現(xiàn)代的理性精神。   

     從某種角度來講，現(xiàn)在西方的人文主義，或者人本主義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而發(fā)展起來的。眾所周知，西方的人本主義或是人文主義是從近代才開始提出來的，中世紀西方文化是以神為本的文化。那時神權超過世俗的王權，一切都要以神的意志為根本，凡是不符合神的、上帝的思想的文化，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甚至于被處死。哥白尼就是以神為本文化的受害者，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西方的中世紀也可以稱之為神文主義，或者神本主義。但當西方向近代社會邁進的時候，這種神文主義就很不適用了，必須要在思想文化上進行一次革命，最初是宗教內(nèi)部的革命，然后是整個社會的啟蒙運動。

     在啟蒙運動時期，西方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吸取營養(yǎng)。一個就是西方的傳統(tǒng)文化——古代的希臘、羅馬文化；另外一個，就是我上一講提到的東方文明，特別是中國文明。因為當傳教士把中國的文化帶回歐洲后，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就感覺到這是一個以道德為本的，以人的自我提升為主的文化。這種文化和西方的傳統(tǒng)宗教文化——以神為本的文化完全不一樣，是以人為本的。因此他們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吸收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養(yǎng)料，最終發(fā)展成近代西方的人本主義。

     所以，西方兩次提倡人文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都跟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關聯(lián)。他們都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這樣一種人文精神的價值所在。現(xiàn)在人們熱衷于西方文化時，殊不知西方文化的演變其實是受中國人文文化的影響走過來的，它的根其實是我們的以人為本的哲學觀。這也告知我們不可簡單的崇洋迷外。

     除了以人為本，天人合一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個主要特征，但在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卻處處體現(xiàn)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人文精神的精髓。如果不從人文精神這一點入手，我們也不可能理解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本來意義。中國人之所以有“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也是以人為出發(fā)點，強調(diào)人與天地一定要合其德，與日月一定合其明，一定與四時合其序，這樣人才能與自然和諧的相處，與天與地與道才能相統(tǒng)一，這樣人才能平安。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圍繞人文精神展開的。

     人類社會都是圍繞“人文化成”來發(fā)展的，而“人文化成”卻圍繞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意識進行的，以人為本和天人合一的倫理觀和哲學觀是中華文化的主旋律，千百年來這一思想伴隨著中華民族的生息、發(fā)展，始終都融匯進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文化藝術、心理結構等方方面面中，它是我們民族思想的瑰寶，也是人類社會都必須遵循的基本條件，無論人類的自然科學、人的技術力量發(fā)展到什么樣的高度，人文精神，人文意識將始終存在，也決不能丟棄。如今中華民族已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堅守和弘揚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尤為重要，我們還必須要傳承老祖宗以人為本和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并把一脈相承的人文精神賦予時代性和現(xiàn)實性，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fā)，從社會百姓出發(fā)，從時代的特點出發(fā)，從中國文化的現(xiàn)實出發(fā)，從世界大環(huán)境出發(fā)，重新把以人為本和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賦予新的內(nèi)容和內(nèi)涵，并形成新的文化體系，并以此來化成天下，這樣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才能薪火傳承下去，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才能在多變的政治和經(jīng)濟形勢下繼續(xù)穩(wěn)步發(fā)展，才能更好的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已經(jīng)到了第二次騰飛的關鍵時候，我們的改革已到了深水區(qū)，我們改革的方向一定要以人為本，一定要符合歷史和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也就是一定要找到正確的人文精神，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復興。因為一個民族的復興不僅是經(jīng)濟的強大，而也是人文精神的強大。